原创
2016-05-18
王荣珍 张文东
当代文坛编辑部
“归来作家”之“文革书写”中的爱情话语王荣珍 张文东 “归来作家”的“文革书写”有一种雷同的爱情话语模式:“民女救书生”的爱情结构和“农夫与蛇”的爱情解构,作者相应扮演了爱情故事的生产者和破坏者两个角色。这一模式的产生源于“归来作家”经历了由落难者到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使其爱情话语中交织着落难者的经验性讲述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修正式重述两种声音。 而“归来作家”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最终是被国家重新赋予的,这决定了他们只能在国家意识形态下讲述历史的叙述方式,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革命知识分子对落难者经验性讲述的修正。 1980 年,艾青把他的一本诗集定名为《归来的歌》。 与此同时,流沙河和梁南也分别写了题为《归来》 和《归来的时刻》的诗。 自此,“归来”不仅成为一种文学现象,也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所谓“归来作家”,主要是指那些在“反右”或“文革”中受到冲击暂时退出文坛,又在“文革”后重新发声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从维熙、鲁彦周等,它以刘小枫所定义的“解放一代”为主体,又因其共同的经历被称为“‘右派爷作家”。第四次文代会之后,这些作家陆续被平反,逐步恢复创作自由,“文革”题材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而在第四次文代会至1980 年代中期知青作家涌现之前,“归来作家”实际上构成了“文革书写”的主力军。 “中国是一个没有爱情传统的国度。 真正的爱情母题在我国的文学中是一个永久的缺席。”谢有顺的这一立论基于两点:一是封建社会“爱情的非选择性”导致爱情只能短暂地体现于文人妓女、才子佳人、奸夫淫妇等形式中;二是现代社会“ 强大的社会法则再次辖制了作家对爱情的理解”。于而不管这一观点是否可以成为公论,但其所指出的爱情主题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纯洁”特征确实存在。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爱情”不仅与“革命”相伴而生,而且始终是革命的“利器”之一。 按照早在1935年时茅盾就总结出的“革命文学”中“革命+ 恋爱”的公式“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和革命产生了恋爱”,三种类型的文学模式的背后其实也是现实革命爱情生活的三种模式。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将其看作一种文学公式,而是“革命”与“爱情”或相伴而生或此消彼长的现实关系,那么这三种关系实际上几乎可以用来阐释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 就新时期文学而言,其建构同样是以“爱情”为开端的,王蒙的 《蝴蝶》、戴厚英的 《人啊! 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和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始终都让爱情担负起了呼唤人性回归的任务。不得不说,时隔多年之后,文学是以“爱情”与“革命”(文学革命)的又一次结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简单而言,“归来作家”的“文革书写”中存在着一个雷同的爱情结构,其有两个特征:第一,它讲述的是知识分子落难被民女搭救的故事,有人戏谑其为“公子落难,小姐养汉”,有人认为它是“才子佳人”在新时期的体现,许子东称之为“民女遇书生”;第二,“民女救书生”并没有或者说绝不会导向爱情意义上的圆满,患难真情并未导向终成眷属,而是往往以男主人公重返社会的离开而告终。中国文学历来有“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加之归来者相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资源,所以“ 民女遇书生”模式的出现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归来者作为该模式的“生产者”却又充当了“破坏者”,爱情于苦难中产生,却于盛世前夜夭折,是偶然还是必然? 归来者的“生产”和“破坏”的动机分别又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归来作家”在其“文革书写”中对爱情的叙述是一种“分裂式叙述”,而其“生产”和“破坏”的动机即隐藏于其中。所谓分裂式叙述基于两个不同的叙述时态:过去进行时和现在完成时。 过去进行时的立足点是故事时间,其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更多带有彼时的色彩,侧重于对故事相对原生态的讲述,带有亲历者经验性讲述的特征;现在完成时的立足点是讲述时间,因此更多受到现在的身份、心态、审美方式及文化语境的影响,带有重述的色彩。 尤其当作者身份、思想、审美方式等前后发生了变化,这种经验性讲述和修正式重述的分裂特征就更加明显。换句话说,分裂式叙述在归来者的爱情话语中体现为两个结构,即“民女救书生”的经验讲述和“农夫与蛇”的修正重述。 “归来作家”在“文革书写”中的爱情话语,大多是基于自身经验讲述的民女救书生的爱情故事。 书生即落难的知识分子,“民女”指男主人公在民间结识的女性而并非仅指农民出身的女性,因此不仅包括“乡野女性”如李翠翠、蔡桂凤、马缨花、黄香久等,还包括个别知识女性如秋文、陶莹莹等。 之所以将知识女性涵盖其中,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多数时候她们所彰显出来的知识特征并不比男主人公更明显,第二在故事结束时她们仍然流落在民间。 男主人公落难之前多具有另外一重身份——革命知识分子。 他们自身首先或更加认同的是“革命者”的身份,他们是在“革命”的标签被强行剥离之后方才发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因此“文革”对于他们是双重否定,使其前后命运产生戏剧性的落差。 他们在落难之初往往产生被抛弃、驱逐之感,并由衷地感到屈辱、恐惧和孤独。 致命的打击不仅来自外部,还更深刻地来自于自我怀疑和否定。 残存的革命自信和反思惯性使他们在受难之初的第一反应是主动向国家意识形态靠拢,展开自我审视。 知识分子的身份于苦难普遍化的语境中又很难做到无懈可击,他们在内外部的双重压力下,主动或被动地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罪恶,随之而来的是组织的抛弃、家庭的背叛、信仰的混乱、精神的漂泊等等。 他们的形象江河日下般地开始萎顿,共同呈现出潦倒落魄的特征。 正是在此语境下,“民女”的艺术形象悄然诞生了。 在对应的角度上,“民女”的意义首先是肯定男主人公革命血统和知识分子身份。 张思远是一个即便落难仍然不乏革命风度的干部,他意味深长地看到即使冬天草也没有停止生长,在劳动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身体,还发现即便在农村他也仍然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只不过这些自我安慰都无法掩饰他最大的失落:他被国家遗忘甚至抛弃了。 现实的荒诞既令他痛苦又让他哑口无言,甚至使他陷入了混乱。此时秋文的出现就有了雪中送炭的意味。她告诉他这是暂时的困难和混乱,预言他最后一定会“官复原职甚至官运亨通”,还告诉他国家只是暂时遗忘了他,最终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到时候他会是“打着灯笼也讨唤不着的宝贝”。陶莹莹对范汉儒也是如此,她不仅正面用语言肯定范汉儒的品德“如水般透明”,还用自己的道德瑕疵反衬了范汉儒的高尚品质。 如果说知识女性对落难知识分子的抚慰主要是精神层面的,那么乡野女性对落难知识分子则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救赎意义,她们对“一无是处”的落难者青睐有加无疑是对其血统的形而上肯定,而在他们面临生存困境时,她们的救济则具有形而下的救赎意义。在张贤亮、从维熙笔下,饥饿是一个共同的主题。 人的本能需求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禁欲气质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对食物表现出两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书写对食物孜孜以求和斤斤计较的丑态,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无法掩饰的自嘲和辛酸。这种五味杂陈的心态表明,知识分子的自尊已成为求生的负累,他们既无从逃离又无力自救,因而这一背景下乡野女性的出现无疑就有了救苦救难的意味。物质层面上的接济食物、照顾起居等成为这些乡野女性表达爱意的主要手段。而当她们将用偷、骗、性交易等方式换来的食物作为爱情的内容交到知识分子面前,则使他们深深感到了一种带着悲凉的震撼。 知识女性肯定了落难知识分子的革命血统和知识分子身份,乡野女性则在此外还带其走出了生存困境。 难怪有研究者指出“民女救书生”的“母与子”色彩:“女主人公大都是作为男性受难者求助、认同和回归的对象。 如果说男主人公们作为受难者一直在扮演着孤弱的‘子爷的角色,那么作为拯救者的女主人公们则时常承担和履行着博大的‘母爷的功能。”当然,这些原本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们在落难之前都享受过女性无微不至的照顾,如张思远与海云、美兰,索泓一与白雪。 但是在落难之前,他们对自己的男性魅力来源十分明了。 他们相信是自己的红色出身、革命形象、高贵品质等吸引了女性的依附,因此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女性的关怀。 但在落难之后,在他们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女性的倾慕就显出真正的“无私”来,使他们无一例外地感到震撼并受之有愧。 按照王安忆的观点,“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宝贵的特质是生活经验”。这种基于生活经验之上的写作实际就是经验性写作,因而“归来作家”的文革书写也正是基于其人生经历的经验性写作。 当然,经验不能等同于经历、经验性写作也绝非自传、经验话语更是绝不等同于历史真实,但是无论如何,经验性讲述必然会折射出历史语境和历史心态的真实。 就此而言,如果我们可以将“民女救书生“视为一种带有真实性的经验性讲述的话,那么它无疑折射出了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落难之后的无助和期待。 “民女”固然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形象,但它反映的却是革命知识分子被剥去盔甲还原成“个人”时的真实的心理期待。 “农夫与蛇”是“归来作家”立足当下语境、心态对“民女救书生“”的修正式讲述。在此种经过改造的讲述中,作者的叙述焦点发生了变化,不再侧重讲述落难知识分子从民女那里获得的满足而是试图揭示他们的精神苦闷和自我矛盾,不再侧重讲述乡野女性的善良而是开始关注她们的粗俗习惯和性格缺陷。这就相应解构了公子落难被乡野女性搭救的爱情色彩,为“蛇”最终离开“农夫”埋下了伏笔。 而这种不完全客观的叙述行为也可视为“蛇”对“农夫”的反噬之举。 从“归来作家”的文本中不难发现,其笔下的女性无一例外地存在着各种缺陷,体现为她们为了个体生存可以理直气壮地骗、偷、抢,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男主人公在发现自己对食物的渴望、吝啬之后会上升到灵魂层面的自我批判和嘲讽。 由此可见,男女主人公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尤其是男主人公拥有一个对方永远无法理解的精神世界。 由此带来的迂腐、嘲讽、反思和忏悔,反倒作为坚守革命知识分子传统的体现,于其中全都有了灵魂清洁的意义。 在这种书写中,男人显示出生存绝不是人生全部的主题,甚至只是为了更高的追求应受的苦行,而女性代表的是生存至上的无底线世界。这注定她们仅能提供物质的温暖而非精神的抚慰,因而在这样一段存在巨大的先天性隔阂的关系中,不可能产生他们抑或她们所希望的爱情。 章永麟每夜怀着“既是与最亲爱的人分离,又是去和最亲爱的人相会时的那种悲怆与欢欣”到马缨花家去,无疑表明马缨花等所象征的是与自己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们可以将两个“最亲爱的人”分别理解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荣耀与人的动物性需求,他们在此间的抉择其实是“自我“选择向“本我“还是“超我”靠拢的问题。 如果将“民女救书生”的爱情视为主人公向生存的妥协,那么此时作者的目的是表明他们从未彻底地妥协。 因此,反复强调“本我”获得满足时“超我”中的理想、信仰等成分带来极大的痛苦,便成为重要的主题。于是文本中才会这样写道: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夜里,“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可见,这段感情不仅未带来满足反而“玷污了我为了一个光辉的愿望而受的苦行”。这使他们必然地产生对这段感情的怀疑,发现“在那轻柔似水、飘忽如梦的柔情下,原来不过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激之情”,同时再次确认在他们之间不可能产生爱情:“她完全不习惯我那表达爱情的方式,从而我也认为她不可能理解我的爱情,不可能理解我。 我和她在文化素养上的差距是不可能弥补的!”这样,“民女救书生”的患难真情就被解构成为一场误会。 既然“感恩感激”取代了爱情,那么章永麟等便不能再坦然接受女性的关爱和施舍,而是必须在“不是断绝我和她这样的交往,就是结合成为夫妻”中做出选择。 但实际上当他们怀着一种愧疚之情做出了共同生活的邀约之时,其动机并非出于“爱”而是“ 报恩”。同时从整个事件来看,他们也只需做出这一邀约的姿态以表明无愧于心即可。因为如主人公所认为的,他们始终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并且民女身上还具有关乎品质的缺陷。所以每个文本都不出所料地做出如此阐释:民女们均因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拒绝或错过了终成眷属的机会。 “农夫与蛇”的爱情解构是“归来作家”以现在完成时的语态叙述过去的结果,其目的都是试图将“民女救书生”的爱情故事修正为“农夫”与“蛇”的一次误会:革命知识落难之后面临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民间女性对其青睐有加并带其走出生存困境,使其获得口腹之欲的满足并暂时忘却了精神的苦痛，如同“蛇”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属性憩息在“农夫”怀里一样;乡野女性用其温柔而泼辣、善良而粗俗的方式带知识分子走出了人生低谷,如同“农夫”用身体温暖冻僵的“蛇”;知识分子身体的苏醒带来理性的回归,如同“蛇”重识自己的本性。 于是,恢复自尊和理性的知识分子只能或者必须如此重述这段奇遇,始终强调自己和乡村女性本就殊途、所谓的爱情不过只是感激、自己不过是为了报恩才“以身相许”。所以最终是因民女的种种缺陷而未报恩成功,自己既然做到了仁至义尽,离开也就无从苛责。 这种遮遮掩掩的开脱,本质与“蛇”离开“ 农夫”时的“反咬一口”并无二致。 需要追问的是:如果导致“民女救书生”没有终成眷属的不是爱情,而是因为双方在“文化素养上的差距”,那么在代表了他们爱情理想的、落难前的爱情双方是否就不存在这一差距? 诸如张思远和秋文、范汉儒和陶莹莹等这些“文化素养”接近的知识分子组合,为何仍然没有产生爱情或者说即便产生也无法修成正果? 显然,“文化素养上的差距”只是开脱之词,这实际涉及他们和乡野女性“殊途”的分歧实质,通过落难前后爱情的对比不难找到答案。 落难前的爱情结构与最后的幸福时光相伴而生，体现了作者对理想爱情的特殊想象:海云、白雪、陶莹莹均倾倒于男主人公的革命者身份或由此衍生的革命品质和革命气质,即便如“阴险狡诈”的美兰,其接近、离开、再接近张思远的动机也源于张思远革命者身份的失与得。 由此可见,革命知识分子早已在“革命”与“恋爱”之间建立了清晰的因果联系。他们作为其中的主人公,也完全接受了“革命产生恋爱”“革命决定恋爱”“为革命牺牲恋爱”的合理性,而且确认了其中“革命决定恋”的核心地位,即革命决定了他们的恋爱对象和被爱的理由。 因此,只有在革命第一性的前提下才能解释他们在爱情结构中的所有选择,即只有海云、白雪、陶莹莹等愿意并且能够进入革命体制的人才能承担他们的爱情理想。 所以与“民女”的爱情是一场误会,他们必须为了革命而牺牲与民女的“恋爱”。 于是不难理解张思远在政治身份得到恢复之后,才理直气壮地表达要解决生活问题的需求,也才会对秋文做出“革命+ 恋爱”式的邀约:“我的脖子上套着拥脖,我还得拉套。有时候还要驾辕。遇到难题,我常想,假如你在我的身边,假如你能给我当参谋,当后台，当……不论什么,工作和生活就会容易得多了。”可见,张思远需要的是一个参谋、顾问,是革命伴侣前提下的生活伴侣。随着革命知识分子身份的恢复,他试图重构的是革命第一性前提下“男儿性/夫性/ 父性”三位一体的爱情模式。而秋文与张思远的大相径庭之处则在于,她对生活伴侣的理解是试图摆脱革命体制笼罩的:“ 我已经野惯了。 部长夫人的生活会使我窒息。 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当她发现了“革命理想与个体情感、革命事业与爱情欲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后,便试图以个体独立的方式逃避革命话语的规约。张思远和秋文的分歧,实际是是否接受革命性作为第一性的差异,而正因这一本质差异的存在,他们的矛盾便无可调和。回到前述,实际上这也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革命知识分子和乡野女性不可能终成眷属。 从某种意义而言,“归来作家”作为受冲击最惨重的群体之一,其文本却表现出对历史最大限度的宽容,展现出最易和解的姿态,原因可能在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他们的身份。 对于具有强烈“革命”情结的知识分子而言,“文革”带来的最大痛苦并非肉体的苦痛而是精神的“混乱”。王蒙曾在《狂欢的季节》中借钱文之口表露了这一痛苦:无法接受“文革”理论,但否定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会牵扯到他们为之献身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所以他们只能处于混乱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 拨乱反正就是起死回生。 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却是责任沉重、道路艰难的共产党人。 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就此而言,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王蒙的发言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对于我们,文学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而当一旦重新允许我们拿起笔来,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欢呼呐喊,仍然充满了对党的热爱、信念和忠诚……回顾过去,我们并无伤感或者私人的怨恨。我们把党的挫折看作自己的挫折,我们认为医治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身上的创伤远远比抚弄着我们自身上的疮疤悲叹要紧得多。”这无疑表明,“归来作家”从一开始就努力化解国家和自己之间的恩怨,同时在第一时间恢复了“文学”与“革命”的写作传统。 既然“归来作家”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是被国家意识形态重新赋予的,那么不论是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庇护还是约束都将顺理成章。 由此,“归来作家”便欣然重新接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由落难者的个体队伍重返了革命知识分子的群体。 米勒认为故事天然地具有一种文化功能,“我们之所以一再地需要‘相同爷的故事,是因为我们把它作为最有力的方法之一,甚至就是最有力的方法,在维护文化的基本的意识形态。”“归来作家”的写作无疑印证了这一功能。它不仅体现在恢复身份的革命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叙述中压制落难者的个体叙述,即“不再是简单地展示知识分子的苦难和伤痕,而是将叙事的重心放在知识分子对革命纯洁性的维护,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仰,对党的无限忠贞的呈现上”,而且体现在他们试图使所有人物都担负起这一功能上。在王蒙和张贤亮笔下,“民女”作为情感亏欠的个体被强行汇入了“人民”的群体之中。尽管秋文将拒绝张思远革命伴侣的邀约作为抵制革命话语的方式,但在张思远眼里,秋文的个体形象最终还是淹没在了“人民”的群体之中,成为他“明天会更忙”的动力。《绿化树》的结尾则更意味深长,章永麟在“多年之后”才知道:“马缨花”又名“绿化树”,所以当他“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听到国歌响起时便有感而发: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革命先辈”演奏的,还是为“普通劳动者”演奏的,而他们正是“在祖国遍地生长着”的“树皮粗糙、枝叶却郁郁葱葱的‘绿化树’”。 通过这种方式,女性从因缺乏革命素质而导致分道扬镳的责任承担者成为了一同接受革命礼赞的同道中人,由革命外围进入了革命内部。这种一厢情愿将自己所辜负的对象拉入革命队伍的行为,理解为愧疚的补偿也好,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下的代言与倡导也罢,都显示了“革命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魔力。“归来作家”的“文革书写”存在着多种相互矛盾的声音,如究竟有罪还是无罪的自我拷问,如从乡野女性那里得到温暖后既眷恋又羞愧的态度,如对历史是该深入反思还是向前看的疑问……尽管每种矛盾都是针对“泛革命话语”的质疑,但是由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如此伟大而沉重,其合法性论证又是如此艰难而漫长,便决定了他们在孕育着启示的混乱和遮蔽了复杂性的明朗之间选择后者的必然性。 正是这种爱情话语的分裂式特征,鲜明呈现了“归来作家”及其一代人的自我定位与选择是如何由暧昧走向明朗的艰难过程。
关键词：搜索 DDWT1982《当代文坛》前身《文谭》，创刊于1982年，系西南地区第一家专业文学评论杂志。该刊为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本文已在《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刊发，如需引用或转载，请点击“阅读原文”并注明出处。